北京史研究专著《北京,我的修志故事》,一经发行便受到北京史学界和方志编纂者、使用者的热切关注,并相互传递信息给以推崇。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响?奥妙在“坐‘冷板凳’,产生了热效应”。

  此书作者谭烈飞,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不久便投身于被称为“坐冷板凳”的志书编纂工作,埋头于清冷的故纸堆、资料丛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寻寻觅觅,孜孜不倦,默默耕耘,土里淘金,一干就到退休。作者曾言:修志工作中的“欢愉和痛苦、惊讶和思索,也有无奈,这能有几人知?”结果是,他坐在“冷板凳”上陆续主编、指导、编纂、参与写作和审定了志书近300部,还推出了“副产品”论文近百篇、专著5部。退休后,他虽然卸下了特定工作任务的担子,但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变本加厉”,乐此不疲,在原有学业的基础上,奋力向史志领域纵深推进,研究成果除一批论文发表于报刊外,又挖掘腹中存有的方志知识的部分精华,凝聚新的知识,针对社会需求,创写了这部“修志故事”。

  说这部专著是北京史研究的闪光之作,首先是它的内容精湛,从多视角展现出北京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不仅有人们应当知晓的基础知识的精华所在,也有人们希望以至渴求了解的诸多问题的解析。比如,了解北京最基础的知识。类似对北京可考的历史原点——7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由此引出北京的人类生存史;标志北京文明发展节点的城市——燕与蓟,由此引出北京的3000年建城史;北京向全国政治中心过渡的辽南京和金中都,由此引出北京800年建都史,以后有了举世闻名的元大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从部落、到城市、到都市、到国家政治中心的叙述,以极其简约的篇幅,呈现出北京历史的主体、主干的脉络。又如,对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热点事物的解析。类似北京中轴线对称格局的继承和创新,对天安门广场的记述,大运河对北京的影响,长安街建设的故事,对北京历史名园特点的认识,北京历史上的水灾记录,北京旧时防疫抗疫等。再如,对北京一些未解之谜的展示或破解:为什么卢沟桥狮子数不清,古崖居探谜,天坛的神奇声音,元大都是哪吒城吗,佛香阁是依原样重建的吗,紫禁城真的不会积水吗,北平电车厂特大纵火案破了吗,曹雪芹故居纪念馆为什么筹建了20年……此外,对一些历史研究者们不很关注,实则是城市文明发展中的标志性建设和重大事件,诸如北京厕所的变迁,四合院与紫禁城是什么关系,密云水库这盆清水如何保护下来……

  其次是专著使用的资料丰富、翔实、精准,其中多数资料是在志书编纂时反复推敲印证过的。志书是资料性文献,求真存实是其生死标准,因此这部专著所引用的大量资料有很高可信度,经过作者认真调查研究、多方核实和精心选择的。有一些还是作者在编书实践中留存下来的日记记录。这些记事,经过历史沉淀,多年后已成为制成各类文化产品的宝贵的稀缺资源。这种逐日随手记事的良好习惯,实际上是为“冷板凳”储存热能,更是高质量、高效率修志的一条捷径。此外,对志书中因种种原因失误的内容,只要发现,便应及时纠正。如果已入志成书,难以在原书中修改,也要争取在志补中说明。比如,颐和园万寿山的佛香阁,被英法联军烧毁后,是否按原样重建的?北京史志专家多认为,现存建筑保持了毁前的建筑风格特点,2004年出版的《北京志·世界遗产卷·颐和园志》也按这种说法进行了记述。但2016年,作者在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批由英法联军摄影师拍摄的焚毁前的清漪园照片,对照现存佛香阁外形,差距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作者重新查找了原始档案,发现重建的佛香阁和乾隆时期初建、修至八层而坍圮的延寿塔相似,从而大胆进行推论,所谓“按原样重新建造”,“原样”并非烧毁前的佛香阁,很可能是修而未成的延寿塔。这个推论是否能成定论,还需学界深入论证,但所依据的资料是值得重视的。

  再次是专著在展示方志文化中,透射并发扬了难能可贵的修志人品格和淡泊名利、甘于寂寞、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修志精神。诸如,参与新编《昌平州志》的麻兆庆,志书刊成后,他认为“讹误颇多”,重新考沿革、正纰缪、辨河渠、记金石,实地考察,去伪存真,历时十年修成《昌平外志》。他说:“外志非敢故于新志立异也,惟生于斯土者实事求是焉。”北平解放初发生的电车厂特大火灾事故,普遍认为是一起特务纵火大案。但在北京首轮《公共交通志》和《公安志》中的记述用语却是“修造厂发生火灾”,没有用“纵火”一词,因此受到了一些质疑。面对压力,志书编纂者未被舆论所裹挟,志稿最终未作改动。原因何在?就是编纂者在档案资料和调查研究中始终未找到破案证据,难以认定为“纵火”,只能以一般性火灾事故如实记述。《中关村科技园区志》等志书的编纂,也曾受到是否尊重事实、对历史负责的压力,最后实现了如实记录和保存历史原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