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一个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志,也是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区域根基。长江经济带沿线聚集了全国44%的工业总量和50%以上的新兴产业总产值以及全国三分之一的高校/科研机构,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崭露头角,已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发展仍具有较突出的路径依赖特征,无论是单体企业的竞争能力还是产业整体的协同创新优势与发达国家(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把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现代化经济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现实瓶颈

  新旧动能转换进程偏慢,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

  产业链协同度较低。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近年来提出了不少差异化协同发展的新目标新举措,但在具体落地过程中整体协同程度较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水平高,希望提高部分行业准入门槛;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仍希望支持发展能源、资源型产业。由于区域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尚未形成大规模的产业梯次有序转移。

  产业同构现象明显。在不同流域内部,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相近,各地的重点或主导产业多有雷同,区域比较优势和协同创新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沿江11省市中将电子信息列为主导产业的有9个,将汽车、石化、装备制造列为主导产业的有6个,尚未形成“错位”与“互补”。多数产业在新业态新模式探索方面仍显不足。

  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不足,创新产出质量与产业层级有待提升

  关键核心技术短缺。区域内缺乏全球顶尖的公共研发载体,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发挥了一定的前沿引领能力,但总体尚待提升;尚待形成从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到产业转化等梯次衔接的共建共享机制。对于“卡脖子”的重大科研任务和关键性技术,缺乏长期、稳定的联合攻关组织形式,“政产学研用”尚未形成闭环。

  薄弱环节逐步显现。长江沿线省市都有先进制造业布局,但创新产出质量、产业层级仍处于低端。部分企业仍以加工技术和生产工艺改良活动为主,工艺先进但产品不高新的现象仍然存在。先进制造企业不少,但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不多。企业研发机构建设质量有待提高。

  市场决定性作用发挥不足,体制机制关键环节有待打通

  决策落地有待协同推进。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等模式涉及不同行政区的合作,合作双方面临经济指标统计、农地占补平衡、税收分成等利益博弈,尚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人才资源的互认、共享、补偿机制也是地方反映较多的问题,客观上限制了人才流动。

  行政与市场需紧密结合。企业合作方面,依靠主管部门、产业园区推动居多,完全基于市场考虑的企业自发协同较少。由于缺少市场调节机制以及产业输出地与承接地的利益分配机制,“外转项目变内迁”的成功案例尚不多见。

  国际化营商环境有待优化,先进制造业需要前瞻性布局

  部分城市在基础领域商事制度方面与国际逐渐接轨,但仍缺乏必要的教育、医疗配套服务,对国际人才吸引力不足,导入国际资源时面临诸多障碍。加之国际经贸环境的影响短期内无法消弭,很多企业家观望情绪重,部分省市产业布局缺乏科学预判,先进制造业投资比重持续回落。

  关键举措

  规划先行、高端引领,调整优化先进制造业空间布局

  统筹布局、分层管理。对《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指南》落实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估,找准关键问题或难点,由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先进制造业空间布局,做到有扶有控、分类指导。注重先进制造业基础设施和信息一体化工程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并拓展其服务半径,以市场手段切实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关联度和集聚度,避免城市群内部对优质资源或产业项目的恶性竞争。

  主体集中、区域聚集。建议对现有规划进行有序衔接和动态调整,着手编制一系列小口径、专业化的规划文件,并发布相应的指标体系,为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提供坐标方位和具体参考。同时,淡化区域指向、强调功能聚合,在长江经济带“5+10”重点产业集群中应重点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加强窗口指导,提升产业质量,注重服务配套,打造高科技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领军企业。